书不定听过。你记得，就再说一遍。”

朱厚照遵旨而行，“当时周尚书也是如此请辞。儿臣便说有时候分不清大明朝谁是君、谁是臣，大臣们每日要求父皇这样、要求父皇那样，可一旦他们遇到一两处不如意的地方，动辄请辞、致仕，仿佛……”

太子眼神转了转，说出了杀人诛心之语，“仿佛皇帝都得听他们的。”

这话不仅说给刘大夏听。

这些重臣都是。

“都说说吧。这事儿该如何处理？”弘治抚了抚额，明显是头痛了。

刘健心中早就有腹稿，马上进言：“陛下，微臣以为浙江布政使李俨才等人虽有送白银十八万两入京的打算，可所送之人，并不一定是刘尚书，即便是，以微臣对刘尚书的了解，这银子也必不会收。因而，浙江贪墨一案属实，但与刘尚书并无关联。且，若是如此定罪，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各地官员想要行贿之官员，不知凡几。总不能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刘尚书就要跟着一同获罪。因而微臣觉得，如此便重处朝廷的兵部尚书，恐会引起非议。”

这个内阁首揆本来不是急性子，但他不能眼看这个局势恶化而不加缓和。就如他之前劝朱厚照的那样，

刘大夏是三朝老臣，用‘还没收的银子’就把他给撸了，实在不妥。

说完，他还看向朱厚照，恰好目光对视上了。

其实刘阁老本不必这么忧虑，

因为朱厚照已经表达过，与争赢刘大夏相比，整顿浙江的官场显然重要的多。

刘大夏对东宫又构不成什么威胁。

朱厚照现在的权力、地位都稳的很，所以他需要做点靠谱的事，而不是以发泄自己的情绪为首要。

刘健的话大约也合了皇帝的意，

因为细究起来，刘大夏确实没有什么重罪，毕竟那十八万两他还没收，至于说太子与民争利，那至多就是人糊涂些，给浙江的这些‘贪官’骗了。

于是皇帝转而问道，“太子，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

朱厚照回道：“官员贪墨如何处置，祖宗已有成例，只需按律处罚即可。”

皇帝关心的其实是刘大夏。

但太子说的是浙江的那些官员。

其实，乾清宫的这暖阁里，又有几个是预计到太子的心思的？所以此话一出，众人都有些诧异。

君君臣臣、君子小人的这套把戏，他是真的没兴趣。

皇帝追问：“朕，是说刘大夏之事。”

“刘尚书如何处置，儿臣没有意见。儿臣原本就是来向父皇禀告浙江窝案一事的。”

刘大夏此时顿悟开来，

东宫竟压根就没将他放在眼中。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叫依律？处置贪墨官员的祖宗成例又是什么？

为什么犯罪事实查清，

太子的建议却并未得到一众官员的赞同？

原因就是这个所谓成例就是朱元璋定下的，老朱这个人处理贪官那是史上独一档，

大明律——凡官员受贿超过60两银子，直接斩首。

换句话说，这次从李俨才到徐若钦，太子的要求是全都拉出去咔嚓了。

弘治皇帝登基至今，就没办过这样的大案。

甚至于从永乐起到现在，就没办过这样的大案。

其实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贪污受贿这个罪，在古代并不严重，不是说它造成的后果和带来的影响不严重，而是因为那会儿人本来就是有差别的。

在古代，人就是有尊卑等级的，我是贵族、你是平民，甚至还有贱民，我们就是不平等的，我吃好的、你吃差的，这是应当的。

甚至不少英明的皇帝还喜欢用贪官或者也可以忍受贪官。

有的时候皇帝还特别希望一些武官贪污一些。

在皇帝的概念里，他富有四海，天下都是他的，多取一点给某个他喜欢的人或者为了达成某一种政治目的，这又怎么样呢？

而且儒家大臣也长期宣传一种叫‘宽刑罚’的治国价值观。

它经常和‘劝农桑’、‘兴教化’这种治国之策放在一起说。

尤其秦二世而亡，秦法的严苛也一直是被拿来教育皇帝的反面例子。实际上，秦法严苛，还造就了秦统一六国呢。

反正历代大臣是不喜欢严刑峻法的，理由很简单，

刑罚一严，谁最难受？自然是大臣。

所以像雍正这样的皇帝名声就不好。

而康熙皇帝是受儒学影响极深的，他到晚年开始怠政，且一味以宽仁为主，导致康熙末年的官场极度腐败。

弘治对于官员的宽仁也是出了名的。

有此作为背景，

其实就可以理解，朱厚照所说的处置浙江案的办法，并不为此时的皇帝、大臣们所接受。

因而他一出口说必须依律惩治，

所有人的脑海里都是三个字：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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