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王鏊怎么样也会将福建该缴纳的税粮收齐。

“就地转为军需粮饷这个法子好。”

不到福建当地，就不知道会遇到这个问题，不遇到这个问题，就想不出这个办法。

总之福建大局能稳，对他们来说应当不是问题。

“部堂，浙江那边如何？”

在封建时代，福建的地位和力量都不如浙江，浙北毕竟还有大片的农田适合种地，湖州府、杭州府这些都要比福州府要好。

尤其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是说着玩的。

而且浙江的进士多，就是在朝当大官也有。

“一切都还是要等真的开海令下来才知道。”

不管是什么宗族也好、淮王也好。

朝廷的架势已经摆开来了，有没有胆量真的实打实的对抗，这才是更为关键的。

在这样的等待中，时间其实过的很慢，但再慢，夏天还是会变成秋天，树叶会逐渐枯黄，天气会逐渐变冷。

时间在流逝，各方人士再猜测朝廷的动向。

九月时，浙闽总督王鏊去了一趟杭州。回来之后开始有一些消息传出来，是从总督府出来的。

据说浙闽总督亲自去杭州乃是为了督办当地官员，批评了沿海州府商人私自出海之象既乱又多。

九月中旬，司礼监忽然向浙、闽两省及整个大明天下转送一道上谕，

它不是圣旨，而是一个发问，问得就是市舶司该不该撤。

上谕问：“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浙闽两省七山两水一分田，朝廷海禁一严，百姓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或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罢市舶后，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朕欲借此问天下，若百姓衣食无所出，如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

圣旨：开海！

皇帝是在九月十二日的经筵之上提出这个疑问的。

经筵之制源远流长，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经筵并不推崇，洪武年间曾有晋王府右傅桂彦良陈言君前，曰：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

老朱家但凡有点性格的皇帝都带点‘混蛋’的味道，朱元璋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对于这个进奏，朱元璋没有管。朱棣同样如此，但太宗时期也有经筵日讲之制。

只不过真的形成一项正儿八经的制度，是英宗正统时期。因为英宗少年登基，所以杨士奇等臣子为了教育好他，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到朱厚照这个时期，经筵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仪性的活动，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要参加，规模大、规矩多。基本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逐渐演变为一种告诉群臣和百姓，皇帝正在进学的政治活动。

朱厚照不是特别喜欢。

日讲还可以，因为礼仪没那么多，平时他自己就会召集大臣，听他们讲许多东西。似经筵这种制度令人厌恶不错，可学习本身还是需要的。

此外，经筵分春讲和秋讲，春讲每年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每年8月开始，10月结束。但今年二年那个节骨眼，朱厚照就没理这个奏疏。

至秋初，左副都御史章懋又进奏，说：三代以来，汉唐之盛，宗社赖安，皇图永固，其根本在致力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陛下既有立中兴之志，岂有拒经筵之理？

这样经筵就又被提了出来。经筵每月三次，分别于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

所以这才有九月十二日的上谕之问。

这是震动人心的一问，不是说群臣给这样问得茅塞顿开，而是朱厚照点了一个火药桶。

九月十三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纷纷给皇帝上疏。

有此一问，再加上浙闽之事，谁还不知道皇帝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

但在许多人看来，那两个字是提都不要提。

海禁，是祖制！

就这五个字，能够压垮一堆理由！

午朝，奉天门外，御史何述林、包履敬、左抱一等跪成了一地，六科给事中也接连呈递奏疏。

东西到了朱厚照面前，他都懒得看。

里面什么内容还要想？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四年，颁布‘片板不得入海’之禁令；七年，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二十三年，再伸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民间私买、私卖海外舶来的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严令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且太祖皇帝明谕，海禁为定制，后世之君亦不可轻易改废！臣等愚笨，不知所说‘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是何含义？”

朱厚照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太子，不会说在祖制面前一点力量都没有。即便有人当庭大呼，他也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

这件事他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