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先找人把他带到宫里来，君臣二人单独奏对，为了避开宦官、侍从官等耳目，皇帝干脆了亭子里召见他。

顾佐大概也知道是因为什么，所以到了皇帝面前也不像平时那般放松，老老实实的跪下，“微臣户部侍郎顾佐，参见陛下。”

朱厚照没有叫他起身，而是伸手从怀里掏出了那封奏疏，“顾礼卿，你能上这封奏疏，朕向你担保，大明朝的《名臣传》里必有你的大名。”

顾佐心头为震，“微臣不争此万世之名，微臣要争我大明万世的善政。”

“旁人说这话，朕不信。但你说，朕是信的。”朱厚照抬了抬手，“你先和朕说说，为什么要上此疏？”

顾佐似受了些鼓舞，振奋道：“因陛下是难得一遇的贤君明主，微臣相信，只要是真正利于国、利于民的善政，陛下无论如何也会施行。陛下整顿马政，整训京营，治国以来没有哪样没有困难。陛下都如此，更何况微臣？”

“盐运司在户部的管理之下。你在户部这么些年，想必也憋了很久了。臣子敢上这样的奏疏不容易，朕要鼓励。好，那今日咱们君臣便花上些时间，听你把这个盐法，说清楚！”

顾佐听了这话心怀大畅！

这就是明君的风范！

日复一日的枯燥国政，愿意听、愿意想、愿意处理。就这一刻，顾佐不羡慕那些青史留名的大臣，什么卫青、魏征……因为那些人所遇到的明君，他也一样遇到！

开中、简政

开中盐法是最能体现明朝国力不断衰弱的一个具体事例，而且从中能体会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越是深入，就越会发现在封建王朝这个框架内，所有的努力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没有万世不变的完美制度。

因为明初几十年实行的开中盐法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开中纳盐就是相对完美的一项制度，所以《明史》中有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但是到正德五年，所有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首先，盐业自春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历朝历代都把盐法作为国政中最为重要的几项政策之一。

因为盐业有两个特点。其一，食盐生产受产地所限相对集中，所以容易被控制；其二，食盐是人体必需品，所以利润丰厚。

《汉书·食货志》记载商人‘役财而骄又不佐国家之急’，这些商人从事的行业要么是煮盐、要么是冶铁。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面对北元残部的威胁，因其游牧的特性，在茫茫大漠之中难以寻找，所以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即便打跑了，过上几年蒙古人又会内迁‘驻牧’。

所以大明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国境线上驻扎重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供给。

然而粮食运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不方便保存，容易变质，且路途非常遥远，主要产粮的关中、中原地区距离边境防线都有数百里至上千里，北方也没有河道进行水运，所以如果官方来运送这些粮食就是沉重的负担。

基于此，朱元璋就在宋代“钞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开中法。

主要做法就是官府出榜召商，写明纳粮的地点与所获得的盐引，这叫“开中”；

随后盐商根据这些条件，自报纳粮数量，并根据要求将这些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换得仓钞，这叫“报中”；

盐商持仓钞到盐运司等待兑换盐引。盐运司会对所有的凭据进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就将盐引交予盐商。盐商根据已获得的盐引到产盐的盐场支盐，这就叫“守支”。

支盐以后，这些盐要送至指定的批验所核验，核验无误以后就可以送到指定区域售卖。

这一套盐法的本质，是利用盐业的高收入来吸引商业力量完成本该属于政府的运输任务。

开中法施行以后，边境地区的粮食问题大为缓解，以至于出现“九边积谷为多、物多价贱”的局面。正统、成化年间明朝东部的辽东、西部的延绥和宁夏等地的粮价大约为4－5石/两。

这与内地的粮价几乎趋同。

可内地是产粮地，它的价格低是省去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在边境地区能有这样的粮价与开中法的成功不无关系。

于是大明的北方的军需得到解决，朝廷的压力骤减，商人也能够参与到盐的生意里，各方都有动力去维持这样一套制度。

再后来，商人根据自己在开中法中扮演的角色又开始分化为边商、内商和水商。

因为长途运输始终面对成本极高的问题。所以商人想出一个办法，我为什么不能在边疆地区直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呢？

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商屯’。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直接获利，省去了后面再支盐、卖盐的流程。

内商也不愿意从事几千里的运输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有盐引的边商手中购买盐引，然后到盐场支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