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在浙江任布政使，那也快六年了。

朱厚照最初的想法是保持人员的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地方。

不过随着时间的拉长，调动的心思一直在他的心里萦绕，且一年强过一年，至今年基本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的时候了，再拖下去，有些人深耕地方，其实会有些不好。

浙江巡抚王琼原先和刘瑾还有私下往来，这家伙政务能力很强，不用可惜，用，却要小心的用。

所以至少这个人，他是不打算继续让其待在浙江。

王琼年过五十，和杨廷和同岁，历史上这两人也不太和，如果说杨廷和是从翰林院熬起来的清流，那王琼就是一层层干上来的实干家。

也因为经历太复杂，王琼不可避免的沾染些官场习气。但另一方面，浙江在他的手里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税赋无非两种，一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地银、一是以人丁为基础的丁银。为此，大明开国以来，以路引而控制人员流动。但微臣以为路引之制在内陆省份都尚可为之，唯独浙江，却不适用，尤其近几年，更不适用。”

朱厚照一边听他说，一边在从头看他上的奏疏。

一贯优容大臣的皇帝没有让王琼起身，所以他一直是低头跪奏。

“是因为开海？”

王琼拱手，“陛下圣明，正是因为开海。开海以后，海贸在浙江湖州、宁波、嘉兴等地快速兴起，百姓以利而聚，且经商无侍田之辛劳，甚至有一旦开张，数月无虞之说，因而浙江各府商业大兴。而商业所赖者，人流、货物要各地贯通，如此一来，土地与人口的联系便断了。”

朱厚照眉头蹙起来。

王琼说的，已经是封建社会经济中比较深刻的一面了，土地税、人头税，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养活数不清的现代历史学教授。

其实古代一定要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收税的稳定，根本上是为了国家财政的稳定。

因为人老是乱跑，人头税收起来就特别的麻烦，比如你的土地在嘉兴，但人在杭州，那么土地税应当嘉兴收对不对？人头税呢？谁收？

杭州收？杭州官府如何界定在杭州只收你的人头税而不收你的土地税？如果要证实你的土地在嘉兴已经交过税了，那么要去和嘉兴官府核实，这怎么可能呢？

而且一个人还好核实，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怎么办？

现实就是以古时候官员行政能力，根本做不到把这些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朱元璋搞的鱼鳞图册十年更新一次，都做不好，更何况是这么复杂的事。

而且就算分清楚了，收税效率也会大大降低，之后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国家税赋的降低，如果蔓延至全国，那财政会在几十年内崩掉。

所以说，人和地在一个地方这事儿才简单。

社会政策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经济政策，以单纯的统治者很坏为理由其实是有些肤浅了。

如果以更长的视角来看，唐朝中期两税法改革以后，中国税收经济一直有两个大的趋势。